51岁的刘建宏鬓角有些斑白。如果从孩提时代“瞎踢”的时候算起，刘建宏已经踢了近四十年足球了。从学生到体育节目主持人，再到互联网创业公司总裁，刘建宏的社会身份在变，但踢球这个爱好一直未变。他说，足球是他一生的爱好。
在球场上，刘建宏踢过很多位置。小时候踢前锋，进入人大新闻系，开始踢边后卫，在公司则以后腰位置为主。他说：“后腰要求能跑，又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位置，它保护后卫、支持前锋，既要串联后场前场，也要能攻善防，其实是一支球队中比较核心的位置。”
2014年8月9日晚上6点半，48岁的刘建宏主持了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期《足球之夜》，当日晚上，他在微博中问自己：“上半场即将结束，下半场如何开始？”
五年之后，在企鹅体育位于海淀区花园东路的办公室，刘建宏告诉经济观察报，互联网和体育的不期而遇，注定了中国体育在接下来要发生重大改变，因此对于他来说，离开电视尽管包含了诸多的不舍，但并没有任何犹豫。
看起来，这与他的性格始终保持高度吻合。二十三年前，刘建宏曾十分决绝地放弃石家庄的工作，来到了一开始没有“编制”的央视，一干就是十八年。
足球让人们记住了刘建宏。对于央视体育主持人的这段生涯，他说：“一切都是赚来的。”一方面，他满足于命运对过往的馈赠，但另一方面，他总能善于判断和顺应形势，并在过程中主动的进行选择。
刘建宏说，这也是从球赛中所汲取精神：“你认认真真的踢每一脚球，认认线分钟比赛结束的时候，赢和输，都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你没有必要觉得早知道就不踢这场球了，你是运动员，要快乐地接受胜利，也要平静地接受失败。”
足球像是刘建宏个人的修行，即便今天他执掌企鹅体育，在做全体育的事业。他说：“中国足球现在是一片荒漠，先从治理荒漠开始吧。怎么治理荒漠？要先改善土壤，然后种草，最后种树。草，就是草根。”
这位从体制中半路出走的特殊创业者，对草根体育有着执着的信仰。他说现在自己正在做一件改变中国体育的事业，尽管在外人听来这像是在兜售情怀，但他正在努力用实践一点点兑现这句话。这个实践，就是他正在搭建的这个“草根”舞台。他希望他所做的一切事情能够让这个舞台越来越热闹。
为什么要做这些？他给出的原因简单明了：到了今天，体育需要、也势必要从竞技和少数人从事的活动，全面走向寻常百姓的生活，而一国体育事业的真正强大，也正是从发达的大众体育中来。
2019年9月4日，刘建宏见了一家来自陕西的投资机构，对外界一直关心的下一轮融资，他说应该快了:“我有的时候会开玩笑地说，如果是搁在两年前，我们的项目一周之内就被哄抢了。”
来到企鹅体育的这一年2018年，恰巧遇到中国创投市场温度急转直下，尽管融资这件事并不是他的焦虑所在，但政策环境、市场本身等方面的因素，的确让创投资本处于一个非常时期，投资人从数年前的过度兴奋，又开始进入到一个过度谨慎的状态。
刘建宏现在很忙碌这通常是一家创业公司总裁的常态。但他很可能做得更多，这一年来，几个新产品的设计初衷，都是由他想出来的。
与从前的电视工作相比，如今的事业呈现出很不一样的状态。在央视时，他既是主持人、评论员，也是几个栏目的制片人，管理着一百多人。他说那个时候也忙，但那种忙“很笃定”，你只需要按照规则做事情，把内容做好，把栏目办好，但创业之后，要想的事情多了起来。“分分钟都在想着，怎么让这个公司安全的发展，几百号人，人吃马喂，怎么带领这个公司更好地发展，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就需要有人解决，哪些问题是需要我自己去面对的，公司融资我也要去想，公司的模式是什么也要想，没有模式的时候，陷入到的是模式焦虑，有了模式的时候，陷入到的是落地焦虑，没有钱的时候，就陷入到了融资焦虑，有了钱的时候，就陷入到了怎么合理地分配，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刘建宏说。
尽管这样，这一年多，他每天的睡眠状况依旧保持良好。他说，他不是20岁的创业者，也不是30岁的创业者，他是50岁的创业者，时代让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以至于在这些事情面前不会再表现得像个毛头小伙儿，自乱阵脚。
半个月前，企鹅体育的第一个马拉松产品正式启动。刘建宏在给一个跑步品牌做比赛时，在十几天内集结了三千多人，他预计最终可能会有一万余人参与进来，这在过去，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更长的准备时间。每个参与跑步的人，都能够获取一个视频，它记录下了独属自己的难忘瞬间，这个马拉松产品的识别率超过了95%，在跑者当中很受喜爱。
体育发展到今天，地理的空间在逐渐失去意义，刘建宏将之称为“体育的电竞化”：身处物联网时代，不同空间的人们能够同玩一把游戏，也一样能够共同完成一项体育运动。
在过去的半个月里，每天下午四点，刘建宏会准时打开企鹅体育，在另一个线上平台“鹅赛场”上，任何地方的用户都可以在线上面对面地比拼体育项目。“那么多中国人，没见过跑步机，没上过跑步机，没参加过任何一次体育活动。”刘建宏说，“尽管我一直认为自己挺有情怀的，但是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中国体育还是不那么了解，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跟体育是无缘的，看到他们上跑步机，有的人甚至是穿着高跟鞋上跑步机，有的人光着脚上跑步机，有小孩上跑步机，也有老人上跑步机，大家很开心的跟我们的主播聊着天，对着线米。”
接触过刘建宏的人都知道，他过去不仅解说足球，也从未停止过踢足球。直到今天，当年在人大一起踢球的系队、校队的校友还在一起踢。在央视的时候，刘建宏组建了一支主持人足球队，阿丘、贺炜，鲁健都在列。到了企鹅体育，他和一帮20多岁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球队。除此之外，他还加入了一个由100多位编剧组成的业余足球队伍。
刘建宏说，踢球是自己一辈子的爱好，只要有时间，他希望每周都踢。因为平时工作太忙，闲暇的时间无法掌控，刘建宏会在四支球队之间“赶场子”，看时间，赶上了哪场就去踢哪场。他说自己现在还是很能跑，从前踢前锋，现在更多的踢后腰。
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建宏没有变过，体育一直像是他个人的修行。只是，过去他是主持人、解说员，是中国体育的旁观者，现在，他是一家年轻公司的掌舵者，是中国体育身体力行的参与者。
2008年，那是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前夜。中国迎来史上第一届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举国为之欢腾，东道主的身份仿佛给中国体育的国际竞技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那一年，中国如愿拿到了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
刘建宏认为，2008年可以看作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从那时候起，健身的人变多了，跑步、游泳、羽毛球、网球、高尔夫，人们参与体育的热情空前高涨。在此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将体育作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即便国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所提高，但人们总归在“吃喝玩乐”这个圈子中打转。
他觉得，体育和吃喝玩乐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纯粹的享受，但体育要先折磨自己，参与体育意味着要动员自己的身体、精神，投入，拼搏，挑战：“有的时候你要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让自己的心跳提到嗓子眼，让自己上气不接下气，让自己大汗淋漓，让自己经常产生瘫倒的感觉，让自己处在一种极致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才会突然间开始享受开那种快乐：原来体育可以这样，可以让人飘飘欲仙，可以带来那么多兴奋，可以把快乐的情绪一直延续到饭桌上，延续到跟朋友的聚会上，体育是这样一种东西。”
“拿金牌总数第一，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刘建宏说，“当我看到了周边的人开始更多地进入到了体育，这才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体育终于要成为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中国历史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体育时代，2008年到现在不过才十几年的时间。”
过去40年，亚运会、奥运会、世界杯等等，国际重要的赛事充斥人们生活，中国也习惯于以体育去带动爱国主义精神。刘建宏还提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最初不是政治口号，这八个字是从体育里面诞生的。
1981年3月20日，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资格赛中，中国男排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以3：2反败为胜，击败了韩国，最终获得第四届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男排的胜利鼓舞了北京大学观看现场电视直播的学生，看完这一幕，心情澎湃的学生们点燃了宿舍的扫把，冲出校门，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比赛意味着成绩和荣誉，它似乎注定要与爱国结缘。同样是1981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第一次获得“大满贯”，囊括七项冠军；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金牌总数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获得了15枚金牌；2001年，依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入世，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成功，中国第一次世界杯出线，这一年中国人三次走上街头，庆贺欢呼，其中两件事都与体育相关。
在那些载入历史的瞬间，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得到一次次释放。但刘建宏说，到了今天，不能够再简单地将体育和爱国主义搁在一起了，“爱国主义一定是体育精神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不给体育与爱国精神划等号，是因为体育更关乎个人。“它关乎个体的生活和工作质量，它带来更加健康的体魄，更加积极的心态，它也意味着更长的寿命，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加丰富的创造力，甚至人和人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刘建宏说，“我们应该从更高的维度上去看待体育，而不只是限定在爱国主义这四个字上。”刘建宏说。
说到这里，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不意味着要把所有人都赶到运动场上去。”
2014年8月9日，刘建宏像往常一样，主持了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期《足球之夜》，随后宣布离职央视，加盟乐视体育。
人们以为，刘建宏要与他心爱的足球从此说再见。但或许，他只是换了一种与足球相处的方式。这一如他曾在少年读书时梦想着成为国家队队员，最终球员梦没有实现，却得以解说中国国家队的比赛，从此陪伴中国足球接近二十年。
刘建宏认为，过去一定是出了问题：“只说不做，假把式，否则的话早就出来人了。足协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青训体系搭建了吗？教练员培养了吗？没有就说明没干事，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现状，现在我们还必须要靠归化球员来解决冲击世界杯的问题，因为不归化球员我们连门都没有，归化了，我们的希望也不大。永远只在国家队层面上去搞设计，想在国家队的层面快速获取成绩，怎么可能呢？”
“足球是一项全民化运动，又是一个集体运动，足球是现代人类社会流行项目里参与人数最多、比赛时间最长、关系最复杂、偶然性最大的一项运动。说偶然性大为何没有偶然到中国队身上？那是因为我们连必然性的东西都没有掌握，偶然性是不会降临到你身上。足球的复杂程度，在所有的项目中最高级，所以，足球考验的不是球场上这十几个运动员，实际上它是整个社会在比赛，整个国家在比赛”,刘建宏进一步解释说。
而中国足球，恰恰在倚赖这种“偶然性”。2000年，徐根宝登上上海崇明岛，创办根宝足球基地，用刘建宏的线多岁的人了现在还在摸爬滚打，把自己挣的钱全砸在这个基地上”。十多年后，接近半支国家队的队员来自于这个青训基地。
但一代人终将老去，徐根宝之后，中国足球势必依然要面临持续生产人才的困境。
中国足球在十年内会变好吗？刘建宏认为，变好必须要有前提，如果按照规律办事，十年之内一定会有变化，如果不按规律办事，十年以后可能变得更糟。
规律是什么？刘建宏直言：“请真正重视草根足球，真正重视青训，真正重视教练员的培训，真正重视足球在不同的领域里的不同发展规律，这是中国足球最缺乏的东西。”
他用了一个比喻说明这一问题：中国足球现在是一片荒漠，先从治理荒漠开始吧。怎么治理荒漠？要先改善土壤，然后种草，最后种树。
这其中蕴含的逻辑很简单：中国如果只有一个徐根宝，就只能培养出一个武磊，但如果培养出一百个像徐根宝这样的教练员，那么就有可能培养出一百个武磊，如果有一千个武磊，可能就会有十个孙兴慜，有十个孙兴慜，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像梅西一样的伟大球员，人才的成长一定是这样的结构，想要在荒漠里变出一片绿洲，那只能是幻想。
“欧洲足球全面领先世界，正是因为欧洲足球现在在青训上已经全面领先了。尽管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南美足球强国仍然会产生天才型的球员，但它们已经不像欧洲人那样能够批量的生产那优秀但球员了”，刘建宏说。
从这一点看，很难说中国是体育大国，或者体育强国。刘建宏随口说出了这样一串数字：根据最新出台的体育发展规划，到2035年，中国要实现人均体育用地2.5平方米，这一指标美国是18平方米，日本是20平方米。英国7000万左右的人口中拥有200万名持证教练员，这是官方机构认证后的数字，但实际情况是，目前国家体育总局体系内全部的教练员总计不足3万人，如果参照英国的比例，中国需要4000万名教练员。中国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校均拥有体育老师数量尚不到1名。
刘建宏称，“诞生一支卓越的球队很重要，但让中国诞生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的足球人口，把球踢给他，就能踢，就能玩，而不是只会在观众席看球和抱怨，这，更重要”。
几个月前，他决定开辟培训平台，让大多数体育项目的教练员、裁判员以及相关岗位的培训，都能在线上进行。根据设想，中国的教练员数量级，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得以快速地增长，产生裂变，这是治理“荒漠化土壤”的先期工作。
“还是想为中国的体育做点事”，刘建宏说。对于前面的方向，他已经想得很清楚，接下去，就是沉下心，扎下去，一点一点地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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